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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汝南县东关庄镇社屯村退休教师李雪阳口述整理）

时光飞逝，岁月飞逝。我于2009年辞去教育工作，距退休已有十年了。回首往事，我久久不能平静。我就像一片浮萍，几十年来在时代的浪潮中沉浮，终于老了，过上了美好的生活。农村教育发展的点点滴滴都融入了生活。这些年来教育事业的不断进步和发展，点燃了我今生不懈努力的动力。我为今天丰富的师资资源和优美的学校环境感到由衷的自豪。

我1949年9月出生于汝南县东官庄镇社屯村李庄，兄弟四人，排行老大。在那个时代，生活的艰辛让我过早地体会到了生存的不易。 1969年从官庄中学毕业后，1971年9月到社屯小学（1982年更名为社屯中心小学）任教，近四十年的教学生涯蜿蜒前行。一路走来，我把自己的教学生涯概括为三个主要阶段。二是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民办教师既打工又种田的生活。三是成为一名平民教师后的幸福生活。

大集体下外籍工人的生活

1969年我从官庄中学毕业后，回到生产队参加劳动。由于当时受过教育的人不多，生产队经常吃不饱，挨饿，因为我家兄弟多。 1971年9月，我被派到离家三英里的社屯小学教书。每月多拿四块钱，还能获得额外的工分。 （当时生产队记工分，大人每天在家干活记八分，外出干活记十分。）当时社屯小学有八个班，一个班一、二年级各一个班，三年级、四年级、五年级各一个班。两节课。三年级时我被分配教两个数学课。我每周工作6天，两个班每周18节课，每节课45分钟。我精心备课，用心教好每一堂课，努力把自己的知识传授给学生，用良好的人格感染他们。学生。我踏实、勤奋、敬业的工作态度赢得了学校、家长和学生的一致好评。作为派出小分队的一员，家到学校的距离有两公里，我每天步行上下学，就像学生一样。每天我腋下夹着课本走在田间小路上。当我看到父母和同学们亲切的问候时，我感到一种荣誉感和责任感。我渐渐地爱上了教师这个职业。教师的称号已经成为我被社会认可的象征。

我们学校位于社屯庄西南角，东西长100米，南北宽50至60米，像一个火柴盒。校园里有两排红瓦砖土房，这在当时算很时尚的。因为当时很多农家还住着土墙的茅草房。教室的窗户很大，夏天光线很好。到了冬天，窗户的下半部分必须用泥巴封住，上半部分必须钉上一些塑料布，让光线透过。 “75.8”洪水前，教室里的课桌是用泥土做的，上面铺了一层砂浆。 “75.8”时，出现严重水泡，多人倒塌。后来逐渐被红木桌子和长木凳所取代。学校的围墙是土墙，大门朝西。名为门，其实是两根相距三米的白灰色柱子。柱子上写着红色的大字：“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当时门口没有人值班，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出入。距离大门内侧十米处有一口露天井。如果学生口渴了，他们可以从用绳子绑着的玻璃瓶里取水。尤其是东北角的土墙处，出现了约一米宽的人造山体滑坡。缝隙里的土被磨光了，闪闪发亮。是社屯庄小学生进出的捷径。学校曾多次驻扎在基地，但有时也被摧毁。

那时的冬天又长又冷，再加上衣服单薄、鞋子单薄，师生们手脚冻裂、冻烂是很正常的事。学习文化比工作更好。不管天气多冷，你还是要坐下来备课、批改作业。所以每年冬天，班上每个学生都被要求上交几公斤干柴，堆在教室的后角。寒假时，教室里生火取暖很方便。在那个时代，即使是老师和学生，冬天也几乎总是穿着单鞋，不穿袜子。记得李军老师第一次穿袜子来学校，引起了几个班学生的轰动。张和忠老师还戴着手表，时不时举起手看时间，这让其他老师羡慕嫉妒恨。那时，教研室的墙上只挂着一座旧钟。教研室外一棵高大的泡桐树的枝头上，固定着一根碗粗的横梁，下面挂着一口大铁钟。铃绳系在树腰上，下课后的铃响时间以教研室墙上老钟的时间为准。铃声清脆响亮，是号角，是命令。悦耳的铃声可以传到两英里外。

成为一名私人教师后，我也成功组建了家庭，不久之后我有了三个孩子，一男两女。虽然生活贫困，但家庭却充满温暖。虽然我没有手表，没有自行车，但我有一把雨伞，一双胶鞋，一个手电筒。我每周上六天课，每天从家到学校往返两次。学校没有食堂，即使有，我们也买不起。我记得除了过年假期，平日里我几乎没见过肉、鱼。但他仍然精力充沛，热衷于教书育人。春去秋来，一晃十年过去了。

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的民办教师的生活

1977年底，社屯以沙河为界从官庄公社分离，沙河以西划归社屯管辖。设立社屯公社（后改为乡），辖11个村委会、121个村民组（原称小队）。麻雀虽小，五脏俱全。随着社屯乡七站八站的设立，集镇的雏形逐渐显现。原社屯村小学学生人数急剧增加，校园内教室不够。 1982年，在社屯村西南300米处，新建了30栋红砖、红瓦、红墙的校舍。门的结构是两片大叶子和两个小耳朵。铁丝环扣的铁门上，有一块长方形的预制板作为顶部，挂着一块长长的木牌，上面写着“社屯乡中心小学”七个大字。这是非常令人印象深刻的。风格。工作环境的变化进一步激发了我的工作热情。

随着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全面推行，我可以边干活边种地了。我往返于家和学校之间，家庭生活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983年，我盖了三间带走廊的红瓦房。有责任场真是太好了。它解除了我的忧虑。我再也不用担心家人吃不饱、穿不够、房子住不了。后来我又买了一辆自行车，还加了一块手表。家里还添置了电视、沙发、洗衣机等。虽然很累，但是日子一天天好起来。我对这个社会充满感激，对教师职业充满自豪。

1982年，我的工资增加到20.5元。 1984年，教育政策向我们的民办教师倾斜，允许民办教师通过考试成为公办教师。每年寒暑假，我都会去汝南县教师进修学校学习备考。一批批民办教师脱胎换骨，胸前佩戴大红花，走上新的工作岗位。

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教师数量持续增加。他们接受过大学良好的教育，拥有青春活力和丰富的知识。他们是时代的宠儿。也正应了“十年书生，犹如白衣人”这句话。为了养家糊口，我不得不在农场孜孜不倦地干活，并一直教小学课程。我的知识更新得慢，退化得也快。不管我多么努力，考试还是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从平民教师到全职工作的转变逐渐成为我心里的痛，也是我无法逾越的坎。一起工作，学生的成绩并不比年轻教师差，工资却只有八十、九十元。还没有刚参加工作的年轻老师那么高。加上农民打工收入不断增加，农村的小楼房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我觉得我的生活水平与社会脱节。家人的抱怨、心理落差、生活压力，成为90年代平民教师的缩影。我认识的很多文职教师都转行了，文职教师变得无用武之地。他们没有肉可吃，但味道却要扔掉。我仍然在努力地全心全意地支持和教书育人。我珍惜当老师的荣誉，不为别的，只是为了名誉而奋斗的孤独战士。

由于新来的教师都是女同性恋，她们在远离集镇的乡村小学任教，无法解决她们的吃住问题，尤其是女教师的安全问题。 1989——1991年，我听从领导安排，来到五里外的利社屯中心小学。远在松屯小学任教，被任命为教学主任。 1991年，社屯中心小学扩建，新建二层楼房，共有12个教室。老师突然紧张了，我又被送回原来的学校教书。站在新建的教学楼前，我望着高高飘扬的国旗，心潮起伏，感慨万千。个人得失算什么？国家高度重视教育，民族就会不断繁荣发展。我愿意做一块普通的铺路石，让家乡一代又一代的人踩着我的肩膀登高望远。

文职教师转正的幸福生活

很多人可能还记得1994年有一部电影叫《凤凰琴》。弹奏的是平民老师的酸甜苦辣，一声叹息，百般滋味。 2000年至2002年，是民办教师正式告别历史舞台的时期。根据文件，我这个教育老黄牛终于踏入了体制。我不再生活在恐惧和身份的尴尬之中，成为了一个光荣的人。老师。工资也与教学经验挂钩，工资会上涨。

2000-2009年是我人生的第二个青春年华。我的学校又建了两栋楼，一栋是宿舍楼，一栋是仪器楼。操场也进行了翻新。徜徉在校园现代化的绿树成荫的小路上，回想起过去，我感觉生活从未如此生动。随着我地位的认可，能够养家糊口的收入，以及教学条件的逐步改善，进一步激发了我投身教育事业的热情。我常常把学校当作我的家，无论早晚都工作。

2009年，怀着无限的眷恋，我作为一名小学高级教师光荣退休。当时工资1800多元，现在已经涨到近4000元。人们视粮食为第一要务，并以信仰来支持它。回望这些年，我与9有缘。我出生于1949年9月，1969年高中毕业，1989年转入松屯小学，2009年退休。可以说，我的人生已经彻底结束了。并完全致力于教育。感谢党、国家、政府、乡亲们。

“老师”这个称号是我一生奋斗的目标。我也把它视为比我的生命还重要的荣誉。是党和政府给我提供了这个平台，让我在这个三尺讲台上燃烧激情、修德行善。我无愧于这个美好的时代，无愧于我的父母和同乡，无愧于我的心。如果下辈子有选择，我仍然愿意做一名愿意为别人做阶梯的老师。 （作者：李雪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