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最大规模高考即将开始，中国高考是如何越来越难的？

现代高考制度的雏形诞生于民国时期，但当时的高考与如今大相径庭，它更像是各大高校单独展开的“入校笔试”，没有统一的试卷与命题范围，更没有像如今这样举国护航的盛况。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也沿用这种制度，但由于社会趋于稳定，想要深造的学子越来越多，各高校单独考试逐渐难以满足社会需求，也出现了公平性上的问题。

于是在1950-1951年，我国开始尝试高校联合招考以及大区统考，将“小校考”整合成更大型的考试。而到了1952年，大区统考变成了全国级别的统一考试，全国高考，也成为了一项延续至今的制度。

大家一起考试，这事算是定了，但以往各大高校分别招生考试，大多由高校内的教师出题，凭的是个人经验，也就势必出现出题良莠不齐的情况。既然要全国统考，那么标准也就必须统一：考什么内容？设计什么样的题目？难度要怎么权衡？

每一道难题，都足够让教育专家哇地一声哭出来。不知道掉光了多少专家的头发，最终教育部的指导原则堪称细致：规定了全国统一的高考大纲，给出了试题难度建议，还建议题型上，多尝试客观题（但因各种原因，并没有落实）。

就这样，在1952-1965年高考题型与难度逐渐稳定下来，当时的题型以填空、简答、名词解释、问答为主，虽然题量不大，但主观题占比之大，足以让今天的考生做噩梦。

而在考题难度上，基本遵循着教育部提出的比例：“容易的占30％，中间（一般）的占40％，较难的占30％”，看上去难易均衡，但在实操上，“容易”“一般”“较难”都是相对而言，比如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以及1978年高考恢复的前两年，考题的简单程度简直令人发指。

而当国民文化水平不断提升，考题难度也自然逐年升高。

由于某些原因，高考曾被废止长达11年，虽然期间有部分高校尝试恢复招生考试，但选拔方式，已经变成了“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这意味着——很多“出身不好”的人，根本就无法得到“推荐”与“批准”，也就失去了选拔资格。

这个情况一直持续到1978年高考重启，经过了2-3年的恢复，我国高考在1981-2009年进入全面探索阶段，期间关于高考相关改革政策多达23项。而在2010年至今，新高考体系逐渐建立，加分幅度不断削减、地域差异与文理科分野被打破，这都意味着高考制度正在向更加公平的方向发展。

因此，即使高考依旧存在着诸多问题，但它无疑是目前选拔制度的最优解，而且还在不断升级进化。它不论“成分”，不论财富与人脉，仅凭寒窗苦读就能得到深造机会，甚至有可能实现阶级跃升——这对大多数普通人而言，这就是不折不扣的福报。

作为连接全国中学与高校的选拔考试，高考涉及的利弊之复杂，远远超过人们的想象。在高校、政府与考生（及家庭）三方的理想高考，截然不同。

考生们自然希望“考的都会做，报的都能上” ，考题尽量与从前的题型套路保持一致，“不打无准备之仗”。同时他们也希望得到确切分数后再报志愿，这样“每一分都不会浪费”。

归纳而言，考生希望高考从题目到志愿，都更加“可控”，也希望自己能够尽量向上攀登——毕竟，如果真能幸运地进入超过自己预期的学校，谁会因为妄自菲薄而拒绝呢？

但高校的想法则与考生不同。一方面，他们希望选拔优秀的、符合甚至高于专业要求的学子；另一方面，也希望学校的各学科，包括考古等“冷门”专业，都能招到高素质的生源。

于是高校会倾向于个性化的、能够考察学科相关能力的试题，希望考题选拔出来的，是素养、能力与知识兼具的人才，而不是靠攻略与题海培养出来的背诵高手。

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早在建国初期，各大高校就掀起了关于“单统考”的大讨论——因为高校单独考试更加灵活，也更能考察学生是否能够精准匹配高校招生需要。而在统考方式已经确定的如今，这场博弈则表现为：高校人员参与命题，研究出更能反映考生能力的题目，以及考验发散思维的新题型。

对于高校而言，他们希望高于标准的考生能够向下选择。于是，想要向上走的考生，与想要人才向下走的高校，就形成了一对矛盾。

而政府教育部门，他们不仅需要调和高校与考生之间的矛盾，也在宏观上有着自己的立场：

更多的考生能够得到进一步的学习机会，或者能够有一个妥当的出路——这是社会稳定的要素。

考生能够更好地融入高校，成为更优质的人才，顺利毕业、就业，创造更多价值——这是良性发展的考量。

通过调节高考策略，来对中小学教育造成积极影响，或者避免“唯分数论”“机械化做题”的情况发生——这是政策引导的需要。

应对就业率降低、维持高校学历的含金量，同时要求又不能过于苛刻，导致大批考生考不上大学——这是就业调控的诉求。

于是一场三方博弈拉开帷幕，三方并非敌对，但却有着微妙的冲突点。为了用最小的成本来寻找解决方法，就需要在试点中进行改革尝试。

这就是为什么，在新高考时代，政策总在变化，各试点总在尝试新形式、新规则的原因。

现代高考的本质是选拔。选出有深造潜质的人才，进入高校进一步培养，这就是高考的意义。为了令高考意义最大化，就势必要向两个方向发力：更合理的考试机制，更低的选拔误差。

什么是合理？就是在高校选拔优秀新生的个性化需求，与中学教学的通识化教育之间，取得平衡。二者往往是不对口的，所以需要不断地调和探索。

一个典型的探索案例是“3+X”政策，即“语数英”三科，加一门文科/理科综合考试。

这将考生分为文科生与理科生，相比于九科都考，显然更有针对性。但与此同时，“3+X”也存在不少弊端，比如文理科划分略显武断，与高校专业不接轨等。比如地理在高中属于文科，而在高校则是不折不扣的理科。

同时，文理科的鸿沟也导致了中学教育的问题，一些本可以文理兼通的学生难以发挥优势，甚至出现非考试科目不学的情况。

所以在2010年后，越来越多的省份开始施行“3+3”模式，将“语数英”依旧作为必考三科，但打破文理科限制，在历史、地理、政治、生物、物理、化学中任选三科；还有“3+1+2”模式，语数英三科，再在物理与历史中二选一，再从地理、政治、生物、化学中挑选2科考试。

这些新的尝试，更能满足高校的个性化需求，同时也不会令中学通识教育出现偏废现象。

值得注意的是，新高考的改革并非全国通行，也不是固定不变，在不同地区不同年份，可能采用不同的规则，例如传统的“3+X”在今年仍在多数省份继续施行。

至于选拔误差，则涉及到考生的综合素质、思维能力与知识水平。德智体美等综合素质没法“考”出来，只能评估参考；思维能力与知识水平，则是高考的考察重点。一般而言，知识水平对应的是客观题，有标准答案；而思维能力，则对应的是主观“大题”。

前文曾经说过，高考在三方博弈中不断变化着，其中一个重要交锋，就发生在考生与出题人（特别是来自高校的出题人）之间。

由于高考的重要性，备战资料里面，有着大量的考试套路性总结，如早期著名的《黄冈兵法》，以及如今各教育网站、机构的“秘籍”等等，这都是应考生需求而生，考生希望能揣摩出题人的习惯套路，预测出更多的考题信息，以尽可能地提高分数。

而出题人的“胜利”，则在于尽量减少这些“盘外招”的影响，尽可能通过题目测试出考生的思维能力与知识水平，并且用分数对考生进行准确分级。

所以摆脱套路的新题型不断出现，考察思维能力的主观题，也绝不会减少，题量随之越来越大。虽然“偏题、怪题”是教育部门不主张的，但在创新的过程中，总会有那么一两道新题型，让考生觉得不知所措。

高考正在变难，而且在未来会越来越难。但这不是封死人们的出路，而是为了更好地发挥其选拔作用、不断自我进化的必然产物。

对于大多数普通人而言，高考并不是终点，而是一个起点，我们的最终目的依旧是融入社会，找到好的工作。

简单的题目虽然可以让大多数人更加轻易的“考上”，但当考上的人太多，本科生进一步“泛滥”，含金量崩盘，那么结果就是手里的学历变成一张废纸，只能通过考研、考公来解决出路问题。

这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才是真正的内卷至死。

所以高考难，也许并不是一件坏事。你难，别人也难，放宽心拼一把，只要不被这些难题吓退，你就已经超越了无数人。

最后，祝愿所有考生都能取得好成绩，为自己赢得一个艳阳高照的未来。

愿考生都如愿以偿，金榜题名！

参考资料

1.高考建制70年政策演变的逻辑、特征与趋势_李木洲

2.新高考改革的实践困境与归因分析_左崇良

3.新中国成立以来高校招考命题工作机制变革及反思_刘亮

4.中国高考建制70年：论高考志愿政策的变迁、困境与反思_苑津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