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探讨语文概念：语文与语言关系的剖析
论语文的概念
——兼论语文与语言的关系
杨成宇
摘要： 汉语课程的一个主要问题是汉语概念晦涩难懂。通过对语文概念的分析可以看出，“语文”作为语文课程的上位概念，应该被视为一个专称而不是一个通称。综合分析汉语的三大传统概念，即综合性、道德目的性、日常生活性，汉语应该被视为与意义的生成和表达有关。语言的界限大于语言，语言构造语言。以专名为基础的语言意味着语言活动应以日常和个人经验为基础，注重沉默和边缘经验。
关键词：汉语；中国观念；语言；专有名称；常识；传统
1. 语言作为“专有名称”
与其他学科相比，语文课程面临一个根本问题：它的上层学科是什么？除了中文课程之外还有中文研究吗？一次又一次的教学实践形成的常识告诉我们，如果有这样一个更高层次的学科，那么这种所谓的语言学既不是语言学，也不是文学。但它是什么？似乎包含了一切，但又很难说清。界限的模糊使得概念无法凝聚，也造就了其下属学科独特的气质。
显然，我们同意这个简单的理解：汉语和语言密切相关，但两者不能完全划等号。 2017年版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和2022年版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均没有对“语文”进行定义，而是直接提及“语文课程”。我们可以采取逆向推理的策略：如果承认“汉语课程是学习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综合性实用课程”，那么“汉语”就与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有关。共同的口头和书面语言。由此我们是否可以得出结论：汉语是一种语用学。这样的结论显然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汉语肯定和语用学有关，但它不是语用学作为一门学科。
那么，“语言”这个概念有必要吗？至少试图厘清一个事物的边界，描述一个存在事物的表象，是人类自身的基本智力要求。无法提出适当的定义不仅是智力上的挫折，而且在较低课程的实践中也会出现问题。最明显的是观念与实践的偏差、观念与观念的争议、实践与实践的矛盾。仅就哲学和实践而言，就像一个跷跷板：当哲学强调语文的工具性时，实践就不可避免地走上功利主义的道路，强调大量的实践和训练，损害了学生对语文本身的兴趣。当哲学强调人文学科时，在实践中不可避免地与道德观念、意识形态等联系在一起，并夹杂着很多非语言的东西，这也让学生感到厌烦。矫枉过正往往太多，一种病有多种痛，一种痛有多种病，实在很难一一列举。为什么？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没有基本共识。大家都以为自己在讲“汉语”，都按照“汉语规律”来教学，但实际上他们所指的往往是大相径庭的。
当然，“语言”这个概念可能只是一种想象。语言不能被一个概念所涵盖。学科划分的概念在我国教育界才出现一百年。它并非源于汉语本身的发展逻辑，而是一种被迫的“分离”。从根本上来说，这是世界观的改变。时间和空间变得“可计算”、“可测量”。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这是一种明显的“主体—客体”二分法。作为一个对象，语言受到科学的检验和测试，并被修剪以适应其需要。
退一步来说，我们如何描述无法给出具体概念的事物？杨如彬认为，应该采用“是”的逻辑，而不是“是”的逻辑。 “即”在西方语言逻辑中不能称为“同一性”，而是“等于”与“不等于”的奇怪统一体[1]。借用这个概念，我们可以说：汉语是语言；汉语是语言。中文是文学；中文是.“即”的列表与其说是一种定义，不如说是一种“命名”和“指出”。名虽难守，义尚可厘清。枚举是消除模糊并使某些事实可见的一种方法。也有老师宣称“我是中国人”[2]，按照“就是”的逻辑，这也未尝不可。有时候，语言的真正内涵是不清楚的，但它却真实存在，默默地储存在心里。
因此，“语言”这个词可能不是一个普遍的概念，而只是一个集合。在对艺术专有名称的讨论中，迪弗认为艺术作为专有名称是历史性的，而不是理论性的。它起源于现代性的出现，伴随着艺术自律而出现，并在现代和后现代中演变。在唯名论之间跳跃[3]。所谓后现代唯名论可以理解为一种约定论，不涉及言语背后的事物和实体。由此，我们可以得出“汉语是我们所说的汉语的总和”的结论。 “中国人”可以算是一个专有名词，而不是一个通称。专有名称可以是个人的，也可以是其内涵只是一个参考，没有普遍意义。汉语理论不是以特定概念的语言为基础的，而是长期历史的产物，受到各种概念、思想、思潮的影响。因此，汉语不能说是自律的，而是不能说是自律的。同时，汉语是实用性的，不遵循在理论上寻求基础和合法性，这样，语言就不是他律的。它既不是自治的，也不是他律的，只能是基于个人理解的专有名称。同样，如果我们接受语言作为专有名称，那么这种说法也是历史的，也是现代概念的产物。
2. 汉语作为常识
为了探究语言概念的形成，我们必须回到它的本源，但吊诡的是，如果不给定语言的范畴和边界，追本溯源的坐标在哪里？我们只能用逆向思维的方法从今天对汉语的常识理解来分析。如果能从来源给出依据，无疑会增加这些说法的可信度。我们大致得出以下几点：
(1)汉语必须与语言相关
如果承认语言一定与语言相关，那么语言与语言之间就会有四种可能：语言大于/小于语言；语言大于/小于语言；语言构造语言/语言构造语言。前者是范畴论，后者是指内部关系和功能（见表1）。
汉语构建语言，意味着汉语将成为更加本质的东西，成为语言的母体。这似乎很难理解和接受。但如果我们不是从科学的角度，而是从本体论的角度来看待语言，就不一定存在更基本的东西了。语言涉及一种无所不在的存在焦虑。例如，身处具有不同语言环境的外国会加剧这种焦虑。这个矩阵可以被命名为“逻各斯”、“道”等，也可以被称为语言。
如果语言的边界大于语言，那么语言的全部内涵就不能由语言组成。反之亦然。因此，如果语言的边界大于语言，那么语言部分之外的语言是什么？我们相信，那是一种无法言说、不愿言说的沉默。
由此衍生出以下四个阶段：
1.语言的边界大于语言，一切语言都是由语言组成的。这样，语言就成为与人类一切情绪的事物、存在、方式、事物相关的事物。语言是能够以特殊的或普遍的方式表达这种普遍事物、存在、方式和事物的名称或现实。
2、汉语的边界大于语言，所有的汉语都是由语言组成的。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因为某物不可能在其自身之外。既然语言构成了汉语的整体，汉语就不可能超越语言的范围。
3、语言的界限比语言小，语言参与语言的建构。这似乎暗示着有一种与语言无关的语言，而这种语言与我们的世界和生活无关。那么这种语言只能是另一种我们无法理解的语音结构，它是由语言元素组成的。这比较符合一些人对于外语和异质文化的假设。这里不讨论。
4.语言的界限比语言更小，语言构造语言。这似乎是很多人对中国教育的认同。汉语仅指教育汉语，或者可以缩小到学校汉语。然而，一旦我们认为汉语只是教育中的汉语，我们也就缩小了教育的范围和地位。在这样的阶段，语言的界限也会有突破语言界限的冲动。
当然，也有可能语言和语言共享某种矩阵。那么它们只是外观或性能上的不同。那么，看来我们可以根据环境来划分汉语了。有时称为中文，有时称为语言。比如课堂语文、课堂语言、语文考试、语文考试……既然有共同的本质，外延上的区别就是人为的划分。可以认为，他们的原始状态或者理想状态应该是其中之一。但这属于纯粹的语言游戏，所指和能指自由滑动。我们应该如何把握稳定的含义？
综上所述，“语言范畴大于语言并功能性地构造语言”的可能性更符合我们的理解。我们暂时记住这四个方面，然后在追溯过程中看看哪个结论更能得到印证。
(2)语言必须与你的母语相关
“汉语是母语”的论断并不能直接推论“汉语教育是母语教育”。因为语文教育或者说语文课程更强调规范语言的教育，而规范语言应该纳入语文这个更大的范畴。换句话说，华文教育，即母语教育，是值得质疑的，因为它忽视了方言和非汉族学生两大情况。但在该语言为母语的判断中，并不存在这样的疑问。首先，方言等可以归入语言范畴；其次，长期使用标准语也能产生母语感受。从这个角度来看，汉语课程蕴含母语情感并加以利用也就不足为奇了。母语是一种自然存在的语言。我们用母语生活、存在。母语给我们带来安慰。人们还生活在阅读、写作和日常对话中。于是，人们变成了“普通人”、“众生”，忘记了“存在”本身。只有在某些特定的“非同寻常”的时刻，或者某些“非同寻常”的人，才会因为对“存在”的遗忘而感到焦虑和迷茫。这是另一种常见的情绪。
（三）汉语不仅与母语有关，还与母语的使用有关
应用的本质是“沟通”和“对话”。与自己交谈，与他人交谈，与文字交谈，与世界交谈。对话的前提是主客分离：因为分离，个性才能显现和发展；因为分离，个性才能显现和发展；因为分离，个性才能显现和发展；因为分离，个性才能显现和发展。而因为分离，对话就不可或缺，并且有了生动的来源。语文课是对话的“降级”模拟，用科学的思维进行练习，才能更有效地掌握这项技能。应用是一种技术，但这种技术是“活”的，近乎“道”的。它每天都在使用，但不为人所知。如果一定要概括的话，也只能是审美上的描述，而且只能是列举，不能包括在内。
然而，在科技时代，我们在享受会话技术带来的便利的同时，也感受到它对人的扭曲和疏离。在线阅读让人们更容易获取信息，但也让人们沉迷于低质量的内容而无法自拔。但谁来决定什么是高质量、什么是低质量呢？阅读所谓低质量内容的人很难意识到这一点；但如果他们真正意识到这一点，低品质也可能会消解所谓的高品质，成为对坚固事物的反叛。
我们当然可以批评这一点，但一方面我们无法回到前技术时代，另一方面我们需要看到技术的发展创造了更新的艺术和语言形式。新时代的词汇丰富了汉语的表达方式。每增加一个新词，或者一个词有新的含义，都可能带来整体概念的演变。同时，也对原有的文字和概念造成损害。我们必须正视这些事情，或许我们应该相信，这是一个言论相对自由的市场。什么样的词语能够传播、能够生存，应该交给市场来选择。
面对当前汉语三大常识，我们需要寻找历史验证的基石来选择汉语的立足点。这三个常识必须从传统和现代的角度来审视。
3. 语言作为传统
汉语概念虽然不是一个统称，只能看作是多个概念的集合，很难准确地描述和表征传统汉语。然而，在词源学、文学理论和各种具体文学作品中，我们仍然试图总结出一些基本特征。这些特征是围绕语言与世界、语言与个人的基本情境而产生的。
（一）milon的综合性
让我们直接关注汉语的起源。在古代，语言的界限大概与世界的界限相同，其特点是“密论全面”。为什么？我们还是要回到“语言”和“文学”。老祖宗用简单的方式感受和描述万物：“近的取之，远的取之”（《易·系辞下》）。他们所到达的边界，是身体所能到达的最远的边界，是生命的边界，也是想象的边界。古人观察物象的一般过程是：人与物之间、从人到物，即从“近观”到“远观”。观人性，动态可想象，但模态难以描述，由实到虚，实象虚实[4]。其实不只是我们，这大概是所有人类世界之初的心态。《百年孤独》的开头说：“新世界之初，很多东西都没有名字，提起时还需要用手指指着。”[5]当时，世界还很小，我们需要指责，但为时已晚，无法使用有害的言语。言不达意是可以理解的，身体的本性也显而易见。
需要注意的是，在原始状态下，“文”和“纹”应该是一体的。它是自然而然的，是自然的、审美的、道德的。当然，当时当然没有自然、道德、美学等概念，但它们肯定有其实际意义和相关意识。它是全面的，所以它一定与“我”有个人的联系。这也引出了我们需要探讨的中国语言传统的另一个特征，即“道德目的”。
(2) 道德目的
从词源上看，“道”的本义应该是“路”。来自“辵”，意思是“你遵循的方式”。而且，“走”的动作还意味着没有停滞、生生不息的循环。来自“第一”的意思是“你通过做所达到的目标”，有目的的意思，也有首要、优先、领导的意思。亦指“道”的混沌独创。
首先，《说文》 被解释为人头。人的头部当然是一个人的“天顶”，所以《释名》被解释为“开始”，《广雅》被解释为“王”，这些都寓意着开始和隐藏在其中的至高无上。意义。 “道”应该是万物尚未命名时宇宙的本源或混沌状态。它是一切“有名事物”的命名者，但又处于一切“有名事物”之外。也就是说，“道”不仅仅是“命名”。 ”，并且具有独创性和时间渊源[6]。
宋明理学所研究的“道”已发展得相当精深细致，并形成了“道气”之争。以张载、王廷祥、戴震等为代表，他们认为物质实体的整体运动过程是道，由它产生或构成的具体存在是工具；以陆九渊、王阳明为代表，认为心为道，物为器；分两步走，以朱熹为代表，认为自然规律、道德原则是道，其所表达的具体事物是工具；罗勤顺、王夫之等为代表，认为具体的规律或规律就是道，实体气的具体存在就是工具[7]34-55。
总体而言，程、朱以后，多以社会伦理道德为方式，以人伦、日用品为工具。自王阳明以来，理学日益世俗化。例如，泰州学派王艮提出“道”无非是人民的日常生活需要，李贽则提出：“衣食，是人伦之物理；衣食之外，无伦之理。” ” [7]54王新斋本人不仅是一位思想家，更是一位实践者和教育家。他的弟子很多，包括樵夫、盐工、奴婢、仆人等。作为一名教师，他的“传道、受业、解惑”的重心在于“道德”的传授，他的理想在于改造“世道人心”。有学者指出，造成这种变化的可能因素是人们对社会制度改革的失望而转向内心。 “学物”就是“认天理”，知识学习的合法性被道德关怀所取代。极端发展就是“反智主义”[8]。
“俗”对“道”的理解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即使在“道教分天下”的时代之后，对人伦日常所用的“道德”的追求仍然烙印在民族的集体记忆中；而这个时代的“道”可能已经转化为某种意识形态，过度追求它就会成为“民粹主义”的根源。在这种情况下，语文教育、语文课堂就必然成为思想品德课。 “道”是否可以理解为我们在日常教学中面对文本所理解的“思想内容”？我们不妨把“思想”和“内容”分开来理解。内容更类似于某种“材料”，而思想则更接近“意图”。需要警惕和担忧的是对“道”、“思”的庸俗解读。它限制在很小的范围内，是“必需的”，从而限制了文本的内容和表达。
当然，这种世俗的“巫礼”与传统主流儒家礼是否同源存在争议，但两者齐头并进，共同影响生活世界，即使在今天也是真实可触的。例如：高考前，可以看到某县有送高考的传统。第一辆车的司机只能是马年出生的人，意味着成功在即；校园里的某棵古树将被红绸包裹着欣赏。高考结束后，很多学生都会把书本撕碎扔掉，以发泄“解放”的喜悦。这些都发生在教育这个本应传播现代理念、让人幸福的领域，不禁让人深思。
（三）日常生活
“道德目的”自然而然地引出了中国传统语言的第三个重要特征，即它是面向生活的，发生在生活世界中。人生圆满了。当然，也可能是一种完整的想象，这就需要语言的完整性。即使课堂内外的语文、考卷内外的语文在内容上不一致，但在精神上应该是一致的，或者至少是相通的。
生活中的语言不仅发挥着沟通工具的作用，而且还建构着生活本身。社会有整体的语言环境，每个人也有自己的微环境。每个时代的主流话语都是不同的。熟读诗书的学者和不爱读书的人生活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中。一个喜欢何静之诗的人和一个迷恋海子诗的人所面临的语言处境也是一样的。不一样。
值得注意的是，在日常生活中，不同形式的“道”一般可以借助不同的语言形式齐头并进。安徽绩溪上庄胡适祖居的门上贴着“僧道无缘”的贴纸。这是一个传统的理学家庭，但所有的女性亲属都笃信神佛。理学的路线主要依靠文字传承，体现在学校教育和论着中；女性亲属之间的神圣和佛教传统是口头传承的。 [10] 也就是说，我们可能同时拥有语言生活的多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是一个真实的语言情境。它可以是现代的、后现代的，甚至是前现代的。或许不存在统一的语言局面，但同时，一种语言生活可以持续压制另一种，如儒教对抗神佛、精英对抗民间、男性对抗女性，弱势一方被边缘化。同时，它们又可以自洽、齐头并进。
4. 语言作为意义的展开
回顾前面解释的现代语文课程的三个常识概念——：语文与语言有关，语文与母语有关，语文与实践有关。由此可见，汉语文本与语言相关，具有母语文化情感的实际运用。如果我们从广义和概括的角度来理解传统汉语，它的“综合性”、“道德目的性”和“日常生活性”三个特征基本上符合现代汉语的常识。之所以如此契合，是因为语言置于世界之中并与个体情境紧密相连。我们的基本判断是，在世界上、在时间上，个人的处境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因此，我们暂时接受汉语虽然与语言有关，但汉语的边界大于语言的结论。原因就在于中国传统语言的综合性，这一概念在今天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语言的综合性、道德目的与日常生活之间存在着冲突，但更多的是交融。这种概念复合体造就了汉语在社会文化生活中极其重要的地位。道德目的重视语言；全面性表明包罗万象；而日常生活中的功利主义则证明了它几乎是无所不能的，因为它的易用性和便利性。
早在20世纪初，邓石就说过：“中国地理适宜农业，而儒家重农；中国风俗源于文学，而儒家重文学；中国政治制度以宗法为基础，而儒家重农”。所以儒家的传入中国是因为它与地理、风俗、政治制度无关。实践了两千多年，没有被人们遗忘。”[11]尽管邓是从捍卫儒家思想的角度说这番话的，但言语的盛行是重要的、客观的。语言的重要性已经写入中国人民的基因和血液中。它是海关的支柱。改变习俗是多么困难啊！
由于语言的边界比语言更大，这意味着语言有一部分是不参与的。这是沉默。我们正在探索的语言的边界包含着不可言喻的东西。孙周行在《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译注中明确指出：“语言是‘寂静之声’（das Geluat der Stille），是无声的‘大声音’。这种语言就是“本在”（Ereignis）的运行和发展。事实上，它不能被称为“语言”（Sprache）。后来海德格尔使用了“圣人”（Sage）这个词。 ）”。 [12] 在海德格尔看来，无法表达的语言就是沉默的声音。普通语言与寂静之声之间存在着差距，因此海德格尔含蓄地不喜欢普通语言，认为人会沉沦在“闲言碎语”中。但对我们来说，两者混合在一起，统称为“语言”。事实上，语言的一方面就是沉默。如果存在裂缝，它们也会整体而广泛地嵌入到语言中。寂静的声音和语言的清晰度没有区别。
那么语言到底是什么？我们可以从语言学中得到一些启发。语言学不是语言学（Linguistics）。其主要研究对象不仅限于语言表达的形式（the form of languages expression），还包括语言表达的意义。它结合了语言学和写作（文学、文献）研究相结合的知识[13]3。保罗·德曼曾说过，语言学的本质是对文本语言结构的分析（解构）。语言学关注文本含义的传达方式，而不是探索历史和人类经验的一般背景。其意义参见[13]65。
虽然文字学与我们所说的汉语高级学科不同，但从词源上来说，“phi”的意思是“爱”、“恩惠”、“亲近”。我们不妨将语言学理解为与语言和文学相关。文字爱的知识。它与哲学的区别在于，哲学追求并热爱一种终极智慧，而语言学则关注日常生活，关心日常文本的意义。借鉴这个概念，语言的界限大于语言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更倾向于认为汉语构建了语言，因为汉语有一种更微妙的材料——沉默，它构成了一切日常生活，形成了语言的基础。
此时，“语言”的概念将被视为与意义生成和表达有关。它是日常且全面的。意义体现在生活的世界中。什么是显化？显化是他自己向我们启示的。因此，汉语历来与文字、图案、文学、美学密切相关。这是一种“绽放”，是一种生命力的铺陈。当然，它还必须有技术和工具的一面。获取和传达意义有一些基本规则。掌握这个规则是一项基本技能。
“没有意义的世界永远不能称为‘人类’世界。” [14]我们相信这是一个有意义的世界。同时，追问意义是什么、如何表达，也不可避免地与语言有关。这里有两种完全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语言是自然的；另一种观点认为语言是自然的。另一种观点认为语言是约定俗成的。前者认为词语本身具有实质意义，因为它与其所表达的事物有一定的契合性和恰当性；后者认为意义只存在于协议之中。前者是现实主义的语言观，后者是反现实主义的。奥古斯丁认为语言和现实具有同样的逻辑一致性。语言不仅是一种工具，而且是具有本体论意义的现实[15]。需要注意的是，语言的反实在论并不代表意义的虚无。而且，即使是虚无的意义，也仍然是一种意义。
语言是意义的展开。为了更好地探索，我们不得不审视汉语文本本体所面临的现状以及现状形成的原因。日常生活无法提供语言体裁的合法性，甚至可能使语言成为消逝的工具，使此在隐形而让人沉迷其中。日常生活自然可以带来效用，但这不应该成为语言的本质属性，而是需要时刻警惕的东西。例如，“字传道”概念中对“道”的理解趋于统一、僵化； “书中自有黄金屋”等“常识”所揭示的工具主义和功利主义。
归根结底，意义是个人的，所以对于个人来说，“语文”这个“语文课程”、“语文教育”的上位概念，是一个专有名词，而不是一个通称。汉语练习要注重个人体验。如上所述，语文的范畴包括沉默和许多边缘经验，因此这些在课堂上经常被忽视的内容需要被重新发现。语文课堂的情境必须为学生的意义成长留下空间，必须是“留白”，而不是一味追求语言的效率。这种沉默、恰如其分的方言情境，恰恰是一种能够抗拒日常实用性的语言。
参考
[1] 杨如斌.异见的意义——近代东亚反儒思想[M]台北： 台大出版中心， 2012:14.
[2] 陈日良.我是中国人[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
[3] 迪弗.杜尚之后的康德[M].沈玉冰、张小建、陶正译.南京：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2018:48-78。
[4]臧克和. 《说文解字》文化阐释[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15。
[5]加西亚·马尔克斯。一百年的孤独[M].范野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1:1。
[6]葛兆光.万奇门——北极与太乙、道与太极[J].中国文化，1999(3):53。
[7] 孟培元.新儒家范畴体系[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8] 李红旗.自学：中国传统教育[M].香港：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2:306。
[9]马群林.寻找中国现代性之路[M].上海：东方出版社，2019:149。
[10] 罗志田.裂变中的传承——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文化与学术(修订版)[M].北京：中华书局，2019:27。
[11]邓石中国学微观探讨[J]中国文化杂志，1905(2):139。
[12] 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路上[M].孙周行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23。
[13] 沉伟荣.回到中国文学[M].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
[14] 格雷马斯。结构语义方法研究[M]吴洪淼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1。
[15]胡瑞娜.当代反实在论核心问题研究语言与逻辑——[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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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评论
这篇文章深入探讨了论语文的概念，我非常感兴趣！一直想了解论语文到底是什么，现在感觉明了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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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文与语言的关系到底是什么？作者用了很好的例子来说明，值得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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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讲得很清楚，论语文是什么，和语言有什么关系，非常好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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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的解释非常新颖，论语文不仅是一种文化遗产，还是一种传承语言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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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文与语言的关系很复杂，文章抓住了重点，值得多次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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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对论语文有基本了解，但是这篇文章还是帮了我深入理解，非常感谢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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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写得很清晰，论语文和语言的关系是什么？我总感觉有些隐喻，但是文章很好地解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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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文与语言的关系是什么？这篇文章深入挖掘了这个问题，值得多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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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文和语言的关系是什么？文章用了很好的理论支持，很有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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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提出了很有意思的观点，论语文不仅是一种文化，还是一种语言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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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非常深入，论语文与语言的关系是一件复杂的事情，文章帮了我理解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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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文与语言的关系是什么？文章写得很有趣，我非常喜欢读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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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写得很有趣，论语文和语言的关系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文章帮了我理解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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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让我对论语文有了更深入的理解，论语文与语言的关系真是很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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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写得很好，论语文不仅是一种文化，还是一种语言的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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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文与语言的关系是什么？文章写得很有深度，我非常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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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写得很好，论语文是什么，和语言有什么关系？这个问题一直让我感到困惑，但是文章帮了我理解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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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文与语言的关系是什么？文章写得很有趣，我非常喜欢读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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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写得很好，论语文是什么，和语言有什么关系？这个问题一直让我感到困惑，但是文章帮了我理解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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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文与语言的关系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文章写得很好，帮了我深入理解。
有16位网友表示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