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传习录-黄以方录》
《传习录》是记载明代大儒王阳明与弟子、友人间的对话和论学书信的合集,是学习王阳明心学思想的重要典籍,分为上、中、下三卷,由阳明先生生前所授的弟子们整理编辑,“传习”二字出自《论语》中的“传不习乎”。
王阳明
王阳明(1472——1529),名守仁,字伯安,号阳明,明代绍兴府余姚人,明朝杰出的思想家、军事家、文学家和教育家,曾筑室绍兴会稽山阳明洞天,经历洞天修道、龙场悟道、天泉证道,终成“三不朽”完人。
黄以方
黄以方(公元1500——1579年),即黄直,号卓峰,江西抚州府金溪人。王阳明弟子,明中期学者、诤臣。嘉靖二年(1523)进士,任漳州府推官,因抗疏论救而下诏狱。后赦还,甚贫,读书谈道自如。
【原文】
黄以方问:“‘博学于文’,为随事学存此天理,然则谓‘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其说似不相合。”
先生曰:“《诗》、《书》‘六艺’皆是天理之发见,文字都包在其中。考之《诗》、《书》‘六艺’,皆所以学存此天理也,不特发见于事为者方为文耳。‘余力学文’亦只‘博学于文’中事。”
【译文】
黄以方(黄直)问:“先生主张‘博学于文是依事去学存此天理,然而,孔子讲的‘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与先生的见解好象不一致。”
先生说:“《诗》、《书》等六经均是天理的显现,文字都包含在其中了。对《诗》、《书》等六经进行研究,均是为了学会存此天理,文并非仅表现在事上。有多余的精力去学文,也是包含在‘博学于文’中间了。”
【原文】
或问“学而不思”二句。
曰:“此亦有为而言。其实思即学也,学有所疑,便须思之。‘思而不学’者,盖有此等人,只悬空去思,要想出一个道理,却不在身心上实用其力,以学存此天理。‘思’与‘学’作两事做,故有‘罔’与‘殆’之病。其实思只是思其所学,原非两事也。”
【译文】
有人就《论语》中“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请教于先生。
先生说:“这句话也是有针对性而说的。其实,所学的思就是学,学习有了疑问,就要去思考。‘学而不思’大有人在,他们只是漫无边际地思考,希望思索出一个道理来,而并非在身心上着实用功以存此天理。把‘思’和‘学’当两件事来做,就存在‘罔’和‘殆’的弊端。说穿了,思也仅是思他所学的,并非两回事。”
[原文]
先生曰:“先儒解‘格物’为格天下之物,天下之物如何格得?且谓‘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今如何去格?纵格得草木来,如何反来‘诚’得自家意?我解‘格’作‘正’字义,‘物’作‘事’字义。《大学》之所谓‘身’,即耳、目、口、鼻、四肢是也。欲修身,便是要目非礼勿视,耳非礼勿听,口非礼勿言,四肢非礼勿动。要修这个身,身上如何用得工夫?心者身之主宰,目虽视而所以视者心也;耳虽听而所以听者心也;口与四肢虽言动而所以言动者心也。故欲修身在于体当自家心体,常令廓然大公,无有些子不正处。主宰一正,则发窍于目,自无非礼之视;发窍于耳,自无非礼之听;发窍于口与四肢,自无非礼之言动:此便是‘修身在正其心’。然至善者,心之本体也。心之本体,那有不善?如今要正心,本体上何处用得功?必就心之发动处才可着力也。心之发动不能无不善,故须就此处着力,便是在诚意。如一念发在好善上,便实实落落去好善;一念发在恶恶上,便实实落落去恶恶。意之所发,既无不诚,则其本体如何有不正的?故欲正其心在诚意。工夫到诚意,始有着落处。然诚意之本,又在于致知也。所谓‘人虽不知而己所独知’者,此正是吾心良知处。然知得善,却不依这个良知便做去;知得不善,却不依这个良知便不去做,则这个良知便遮蔽了,是不能致知也。吾心良知既不得扩充到底,则善虽知好,不能着实好了;恶虽知恶,不能着实恶了,如何得意诚?故致知者,意诚之本也。然亦不是悬空的致知,致知在实事上格。如意在于为善,便就这件事上去为;意在于去恶,便就这件事上去不为。去恶固是格不正以归于正;为善则不善正了,亦是格不正以归于正也。如此,则吾心良知无私欲蔽了,得以致其极,而意之所发,好善去恶,无有不诚矣!诚意工夫,实下手处在格物也。若如此格物,人人便做得,‘人皆可以为尧、舜’,正在此也。”
[译文]
先生说:“程、朱主张格物就是格尽天下的事物。天下事物如何能格尽?比如‘一草一木亦皆有理’,如今你如何去格?草木即便能格,又怎样让它来‘诚’自我的意呢?我认为‘格’就是‘正’,‘物’就是‘事’。《大学》中所谓的身,就是指人的耳目口鼻及四肢。若想修身,就要做到:眼非礼勿视,耳非礼勿听,口非礼勿言,四肢非礼勿动。要修养这个身,功夫怎么能用在身上呢?心是身的主宰。眼睛虽然能看,但让眼睛能看到的是心;耳朵虽然能听,但让耳朵能听到的是心;口与四肢虽然能言能动,但让口与四肢能言能动的是心。所以,要修身,就需到自己心体上去领悟,常保心体的廓然大公,没有丝毫不中正之处。身的主宰中正了,表现在眼睛上,就会不合于礼的不看;表现在耳朵上,就会不合于礼的不听;表现在口和四肢上,就会不合于礼的不言不行。这就是《大学》中的‘修身在于正心’。但是,至善是心的本体,心的本体如何会有不善?现在要正心,岂能在本体上用功呢?因此,就必须在心的发动处用功。心的发动,不可能无不善,所以,必须在此处用力,这就是在诚意。若一念发动在好善上,就切实地去好善;一念发动在憎恶上,就切实地去憎恶。意所产生处既然无不诚,那么,本体如何会有不正的?所以,要正心就在于诚意。工夫在诚意上方有落实处。但是,诚意的根本表现在致知上。‘人虽不知而己所独知’这句话,就正是我心的良知所在。然而,如果知道善,但不遵从这个良知去做,知道不善,但不遵从这个良知不去做,那么,这个良知被蒙蔽了,就不能致知了。我心的良知既然不能完全扩充,即便知道好善,也不能切实去钟爱,即便知道憎恶,也不能切实地憎恨,又怎能使意诚呢?所以,致知是诚意的根本所在。但是,并非无依靠的致知,它要在实事上格。例如,意在行善上,就在这件事上做,意在除恶上,就在这件事上不去做。除恶,固然是格去不正以归于正。从善,就是不善的得到纠正了,也是格去不正以归于正。如此,我心的良知就不被私欲蒙蔽,可以到达极限,而意的产生,好善除恶,没有不诚的了。格物就是诚意工夫切实的下手处。格物若能如此,则人人都可为。《孟子》上所谓的‘人皆可以为尧舜’,其正是这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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