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李义坤

1901年清末“新政”下令将省书院，改为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设中学堂，各县设小学堂。当时学堂中有门功课叫国文。

1907年起，以“国文科”代“读经科”，当时“国文”仍以文言文为“文范”，以《尚书》《战国策》为主要教材。

1911年10月“中华民国”成立初期，小学、中学统称为“国文”。

1919年“五四”运动后，小学“国文”改称“国语”，侧重白话文。

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颁布了第七号令，将国民学堂的“国文”改为“国语”。

1930年，叶圣陶等文人，提出了“语文”的概念。

1949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采纳了叶的建议，不再使用“国文”“国语”两个名称，一律改为“语文”，从此“语文”成了中小学的一门主课。

1950年由国家出版总署编审局编写出版全国统一使用的中小学课本时，统一名称为“语文”。

哪个时代党提出“一边倒”的政治要求，提倡向苏联学习，所以教者只能按她的指示进行教学。经过十余年的教学实践，我感到苏式教学法单调、枯燥、无谓，但领导不以为然。

改革开放后，几乎所有中、小学追求的是升学率，以考试成绩来评定教学质量。老师们一天到晚围绕着备、教、改、导、考忙碌着，学生们整天埋头做试卷，应付频繁的大小考试，这就是所说的应试教育。后来上级领导提出要努力搞好素质教育，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人才而工作。遗憾的是领导与教师，对素质教育怎样贯彻还不甚清楚。早在1934年，著名教育家陶行知的弟子汪达制定的《淮安新安小学第六年计划大纲》，可以说是素质教育的好教材，它构建了教育与生活、学校与社会、个人与世界以及人与自然等的联系，它可以使我们对素质教育有更明确、更切实的理解。

我在教书育人的园地，辛勤耕耘了四十个春秋。我信守的是孔子的“有教无类”的主张，我信奉的是唐代韩愈《师说》中说的教师职责：“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我坚信启蒙教育的好教材《三字经》，开篇几句是“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幼不学，老何为？玉不琢，不成器。首孝悌，次见闻。”以上几句说明后天的环境和教化不同而产生的差异，人如果不读书学习，就不懂得做人的道理，成为有用的人。作为父母和老师都有教育好孩子的责任。

人出生后的第一个老师是母亲。郭沫若年幼时，母亲教他一首打油诗：“翩翩少年男，骑马上学堂，先生嫌我小，肚内有文章。”他把它牢记在心，时时鞭策自己，使他成为学识渊博、才华横溢的著名学者。

教者知晓孩童时代，是记忆力强而理解力弱的时候，便让他们多记忆、多背诵。在学习过程中，要多鼓励少批评；在教学中要善于启发他们的智能、激起他们的学习兴趣。为了激发学生的兴趣，教者不仅要吃透教材，还要引用有关课文内容的生动有趣的资料。例如《促织》这篇文言文课文，教者引用了《吴门织小》载文，黄山谷老人在自撰经谱中说：蟋蟀虽小却有五德：“鸣不失时，信也；遇敌必斗，勇也；伤重不降，忠也；败则不鸣，知耻也；寒则归宁，识时务也。”引用这份拟人化手法的语言，赞美蟋蟀的高贵品德是多么有趣啊！

从事语文教学的老师是很辛苦的，因为他们的工作是跟语言文字打交道。祖国的语言文字是极其渊博的，所以不少外国人对汉语望而生畏。我总认为做一个合格的语文老师是相当不容易的。所以说，没有不合格的学生，只有不合格的老师。

李义坤 武汉市黄石路中学 退休教师 江岸区政协委员